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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金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時間:2020-09-01 作者:劉曉春 等
    一 我國民營企業經營和融資現狀

      民營企業是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1]。民營經濟自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發展。2019年,我國私營企業利潤總額為1.8萬億元,為2004年的1370.2%,而國有控股企業2019年的利潤總額僅是2004年的207.9%。

      民營企業的融資難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我國的社會融資體系主要以銀行貸款為主,民營企業也高度依賴銀行貸款。2016年前后,受“去杠桿”等因素影響,我國民營經濟出現利潤增速下滑,民營企業在新增貸款中的占比明顯下降。

      2018年以來,國家更加重視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問題,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貸款在新增貸款中的占比提升,貸款利率下降,利息費用增速有所下降。

      從民營企業的直接融資來看,股票融資規模自2016年后有所收縮,債券發行量下降明顯,債券違約事件集中出現,且民營企業違約債券回收率顯著低于國有企業,2018年下半年民營企業產業債信用利差達到歷史最高點,此后有所回落,但仍處于高位。

      通過分析數據和比較國際經驗,報告認為:從總量來看,中國的信貸供給相當充分。民營企業融資在融資總量中的占比處于相對合理水平,中小微企業貸款占比處于世界較高水平。民營企業當前存在的融資困難,不是總量上的融資難,而是結構上和微觀層面的融資困境。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部分企業是高杠桿基礎上的再融資難。第二,企業個體獲得融資的流程難。

      報告認為,民營企業融資成本相對比較高,這是市場風險定價的結果,不能據此認定有所有制歧視。近年小微企業貸款增長較快、利率明顯下降,積極的一面是有效緩解了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和融資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定價體系扭曲,不能完全貫徹風險定價原則。

    二 我國民營企業融資困境的成因

      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主要體現在高杠桿基礎上的再融資難、具體融資過程復雜和融資成本相對較高,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供給端來看,經濟快速發展使融資供給端強調規模效應,追求體量和速度。

      在融資效益與效率的權衡中,市場主體往往更傾向于向大型企業和大型項目優先提供服務。政策的非預期變動往往對企業造成非預期的影響,金融機構對員工的嚴格考核和嚴厲處罰,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營企業融資的不暢。

      從需求端來看,民營企業融資難的癥結在于融資有效需求不足。

      大型民營企業作為地方經濟的重要支柱,往往是地方政府政績的主要載體,使得部分民營企業將自身問題社會化,造成權責不對稱的怪現象。一些民營企業興起于粗放式的高速發展,通過偷稅漏稅、打政策擦邊球、提供虛假信息等行為博取短期利益,規范性不足。

      民營企業在高速發展時往往伴隨著高負債,且高負債更多依靠短期借款、票據融資,在金融去杠桿的背景下,易受流動性變化的影響。很多大型民營企業受觀念認知和發展經驗的限制,對資產負債的管理重視不夠,表現為短借長用,期限錯配,以及資產與負債內部項目之間的結構不合理。企業的資金始終處于緊運行狀態,在資金極度饑渴的同時,暴露了償還能力虛弱的窘境。

      中小民營企業大多缺乏規范的財務管理制度,財務信息的不規范和不透明使許多評估融資可行性的關鍵指標處于“黑箱”狀態,給資金供給方增加了調查成本。中小企業合法合規經營觀念不強,容易引發稅務風險、勞動糾紛、法律隱患、環保風險、行政處罰等政策風險,甚至出現逾期、失信、跑路等問題,造成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融資能力缺乏信心。

      應收款拖欠問題更困擾著中小民營企業。中小民營企業很大一部分依附于產業鏈上的大企業,應收賬款往往被拖欠,而中小企業普遍資金實力弱,應收賬款占比往往較高,一旦資金流中斷,中小民營企業更難從銀行獲得貸款。近年我國開始清理拖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賬款工作,企業的資金緊張情況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仍有例如地方補貼拖欠、政府采購款拖欠等問題存在。

      公共政策與環境因素也是我國民營企業融資困境的重要成因。宏觀調控政策對民營企業有明顯的外部性,政策的實際執行中仍存在差別對待等問題。我國一些地方政府直接鼓勵、扶持甚至干預具體企業經營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對企業正常經營和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形成干擾。當前的法律法規在執行過程中,存在量刑不一、選擇性執法等問題,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還需要得到更多保障。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民營企業的正常經營,突發性危機對民營企業融資的影響值得關注。

      總的來看,民營企業融資困境的成因,是由供給端因素、需求端因素、公共政策與外部環境因素和突發性危機共同影響的結果。民營企業融資難集中體現在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民營企業的貸款和融資需求大于其自身能夠承擔的支付能力。融資過程復雜受供給端因素和政策環境的影響,融資成本相對較高是市場風險定價的結果。民營企業內部存在著“規模歧視”,少數民營企業的個體行為影響整體信譽和形象。解除民營企業融資困境,需要建立金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三 建立金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建設金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我們需要綜合考量各方面造成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因素,全面考慮如何在控制風險、提升質量的同時使有還款能力的民營企業更容易、更有效地獲得資金和使用資金,從而進一步激發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活力。

      首先,要堅持競爭中性原則。競爭中性強調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的平等市場競爭地位,通過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消除因所有制造成的資源配置上的扭曲狀態,實現市場配置資源,增強所有市場參與者的競爭力。

      第二,進一步完善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導。報告提出建議:一是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促進法》,建立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增信的國家擔保體系;二是建議研究出臺我國的“準時付款法”,完善《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存在的不足,對商業交往中的付款行為做出可操作的法律規定,提升執法的可行性和尺度的統一性。三是在相關法律法規中完善對商業信息披露的規定和要求,明確定罪標準,加強執法力度。

      第三,民營企業要獲得融資,就必須贏得市場的信任,而不是博取社會輿論的同情。民營企業應當減少對政策和政府的依賴,直面市場進行經營和競爭。民營企業應當健全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提升資產負債管理能力,注重流動性風險管理。民營企業應當知法懂法,熟悉政策方向,依法合規穩健經營。

      第四,優化地方政府職能。地方政府應當真正做到“放管服”,減少對具體企業經營發展的直接干預。地方政府應當深化簡政放權,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營造公平法治有序的發展環境,轉變監管理念,強化政府的法定職能意識;應當優化公共服務,完善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結合疫情,地方政府應當加大對特定行業、區域的支持力度,助力經濟恢復。

      第五,激發金融機構活力。金融機構應強調長效發展理念和經營方式,以戰略眼光客觀看待風險,防止短期行為對企業經營和融資活動帶來的沖擊。

      報告提出建議:一是完善追責考核制度。銀行應當根據自身發展戰略和客戶戰略設立相應的不良資產容忍度,緩沖企業融資和信貸人員風險責任之間的目標沖突。二是建立新型的銀企關系。企業應該選擇相對穩定的服務銀行,誠實、全面地披露各類信息,爭取銀行充分、持續的信任。銀行要對有發展前景的新興、中小企業和遇到暫時性困難的企業,能夠識別、加以扶植,建立長期關系。三是完善貸款品種和期限政策,滿足企業中長期貸款需求。

      第六,創新融資模式。創新的融資模式應當有針對性地為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性質及行業的企業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或補足非傳統企業發展所需資金、或加快資金清算等,從而達到支持企業長期健康發展、減少企業融資總額、降低負債率和融資成本的效果,而不是單純獲取資金、增加信用,無謂地增加企業的負債率和融資成本。

      報告建議,應建立針對小微企業各個發展周期的系統化融資供給體系,改變不論成長階段及周期均過度依賴銀行融資的現狀。針對初創期、成長期、以及其他銀行不宜介入的階段,提供更多樣化的融資工具。

      總體來看,長效機制有機協調民營企業與金融體系產生交互的各個組成部分,使各參與方之間的有效互動形成良性循環,進而不斷改進和完善金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各個環節。

      從運行方式來看,長效機制遵循市場規律,完善規則制度,減少行政干預,激活參與主體活力,充分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從長期來看,長效機制注重與時俱進,充分考慮我國“十四五”時期超大市場規模的“新優勢”,注重結構調整和模式優化,有助于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注:

    [1]引自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


    本文為《2020·徑山報告:“十四五”時期經濟金融發展與政策研究》分報告四《建設金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的簡版,分報告執筆人為劉曉春、周瓊、肖蕾、祝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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